“1982年9月的一个午后，李叔，求您给父亲一个清白吧。”面对眼前三位中年男子急切的目光，67岁的李克才放下手中的茶杯聚财略，没有立即开口。
这三人是刘青山的儿子。三十年前，枪声在石家庄南郊响起，父亲的生命定格。此刻，他们带着一摞陈旧的剪报和一封自拟的“申诉书”，试图撬动历史的闸门。
李克才是当年河北省委监察委员会的干事。1951年底，他带着几名调查员蹲守在天津机场施工点，从被雨水浸湿的账本里查出被截留的40万元工程款。据他回忆，第一次看到那串数字时“心脏猛地一跳”，因为那已相当于三万多名普通工人一年的口粮。
刘青山与张子善的名字，在抗日根据地时期很亮眼。刘青山从冀中平原的铁路大队一路打到平津城郊，枪林弹雨里，他把炸药包塞进日军军车底盘的画面，曾是八路军战地记者镜头里的经典。军功章不少聚财略，伤疤也不少，谁能料到后来会从英雄变被告。
1949年5月，天津解放刚满四个月，天津地委成立。刘、张二人走马上任。那段时间，他们先是带着机关干部到粮店扫院子、抬麻袋，一副“土改干部”的派头。可一年不到，一辆又一辆福特、威利斯出现在地委院里；迎来送往的酒桌，从高粱酒变成洋酒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渗透，像春雨一样悄无声息，却让不少人心里发凉。
机场基建费、抗洪救灾款、外贸代购佣金……资金流向变得神秘。李克才的调查组沿着单据层层追查，仅在海光寺一个废弃仓库里，就清点出被遮盖了财政编号的原棉三十多吨。刘青山却在宴席上拍着胸口说：“解放了，咱也得开阔点儿眼界。”这种话今天听来刺耳，当年更是逆风。
1952年2月10日，公审现场在保定体育场。群众席上黑压压一片，扩音喇叭来回颤动。宣判书念完，刘青山忽然低头聚财略，自言自语一句：“早知今日……”枪声连响，他和张子善栽倒在雪地。人民日报第二天的社论用“震动全国”形容这场惩治。
时间推到80年代初。国家把平反错案、落实政策提到日程，很多冤假错案获得纠正。刘家兄弟想，既然风向在变，父亲是否也可以从“贪腐第一案”的标签里摆脱？他们在天津档案馆查了半年，又托人找到李克才。
李克才让他们坐下，翻出一叠发黄的卷宗：机要室收据、地委秘书科工作日志、刘本人签字的收款条。还有一张军代表写的证明——当年前线后勤曾为缺医少药苦等救灾款。“这些都在，怎么翻？”李克才语气平稳，四个字缓缓吐出：“铁证如山。”
兄弟三人沉默良久。屋外初秋的风吹起窗帘，往日的拼命三郎与今日的罪犯两副面孔交织，他们似乎在问：功劳能否抵罪？李克才没有回避：“战争年代的贡献已载入军史，可那是另一份账。人民政府的账，一分不能少。”这句话斩钉截铁。
1983年春，河北省纪委在干部大会上强调刘、张案的意义——“有功不抵过，功过不能相互抵销。”文件留了一个空白页，供各单位对照自检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份文件后来成为八十年代末多起经济大案的培训教材。
回看三十年的跨度，一代人的命运随体制转折而翻覆：子弹结束了刘青山的生命，却没有终止反腐的讨论；拨乱反正纠正了许多冤案，却未将功过相抵的闸门打开。有人感慨严厉，有人觉得无情，但事实摆在那里：新中国初立，第一记惩腐重锤必须落地。
李克才晚年接受采访，被问及当年是否犹豫过，他摇头：“党指挥枪，纪律高于一切。如果那一关被放过，谁还敢保证后来不会有更大的黑洞？”话不多，却精准。
刘家兄弟把申诉书留在李克才的桌上，临走时最小的弟弟轻声说：“我们服了，但是心里还是疼。”李克才没有送客，他盯着那封申诉书良久，然后将卷宗重新封存。至今，那份档案仍静静躺在河北省档案馆的铁柜里，用冷冰冰的钢印提醒着后人：贪念一旦突破底线，功勋也救不了当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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